李琦，哈尔滨人。写诗40余年。出版诗集《帆·桅杆》《天籁》《守在你梦的边缘》《最初的天空》《李琦短诗选》《李琦近作选》《这就是时光》《山顶》，散文集《永远的布拉吉》《云想衣裳》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艾青诗歌奖、草堂诗歌奖“年度诗人大奖”、东北文学奖等奖项。人不藏锋，诗有隐秀——读李琦诗歌高 方我从不掩饰自己对李琦和她诗歌的偏爱，她的为人所受到的诸多赞誉和她的诗歌所呈现的特异品质，都是比她获得的诸多奖项更为有力的招引。李琦是一个有锋芒的人，只是她的锋芒不是那种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的刺伤，而常常是心直口快切中肯綮；李琦的诗有自成一格的态度和质地，心醉其艺不屑其术，当得起《文心雕龙》所称之“隐秀”①。然非其锋芒自在，亦不足以成其隐秀自然。
“家住北方”，诗思高贵
“家住北方，亲历苍茫与寒冷”（《从大雪开始》）。李琦一住就是五十几年的北方叫哈尔滨，是一个早就被唤作“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的充满异域风情的城市，也是二十世纪东北亚重要的文化据点。在李琦的童年时代，哈尔滨生长着茂盛的欧洲侨民，直到今天还保留着大片的侨民墓地，而李琦也曾写过“北风，落雪/十字架，斑驳的碑文/积雪深厚的小路/只有我一行寂寥的脚印”（《外侨墓地》）。
李琦小时候的哈尔滨是“大片的樱桃树，大片的丁香/白色的篱笆里，一幢幢黄房子/常传出手风琴伴奏的歌声/到处可见的灌木、到处可见的鸟儿/秋天，浆果累累/松花江清澈宽阔/一场雪后，满城银装。那种白/一直延续到下一场大雪的降临”，“那时，哈尔滨人优雅、漂亮/去歌剧院、去话剧院/许多市民熟稔地谈论着演员和剧情/抒情城市，异国的情调/有许多热爱唱歌弹琴的人/好像，住在这样的地方/就该做这样的事情”（《我童年的哈尔滨》）。至于那条尽人皆知的松花江，李琦说：“我在它繁华的南岸长大/江水流过我整个童年/看悠闲的舢板，看黄昏的落日/听水鸟鸣叫，听风里的涛声/如果没有这条美丽的河流/我不会成为一个写诗的人。”（《我的松花江》）而她自己的家“父亲挺拔英俊，戴着那种哥萨克的帽子/母亲温婉安静，衣着时髦，形貌出众”（《谁是谁的孩子》）。就是这样的大环境和小环境给了我们一个充满艺术气质的李琦，一个小时候学过舞蹈，长大后有着深情歌声和多彩诗笔的李琦，让这个从没离开家乡的人一直在书写她恒久的故园之恋。
李琦的第一本诗集叫《天籁》，第一本散文集叫《从前的布拉吉》。“天籁”一词出自《庄子·齐物论》，“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标称了天籁较地籁和人籁更高的地位，也标称了李琦诗歌具有寓言意味的起点。而“布拉吉”是俄语连衣裙的音译，直到今天还会有老哈尔滨人张罗着夏天要去买一条“布拉吉”，这个几乎特属于哈尔滨的“专有名词”承载着李琦不肯抹去的童年记忆。因为地域和当时的政治文化气候，李琦比较多地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有“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之称的阿赫玛托娃的画像许多年都悬挂在她书桌的前方。李琦说自己此生读到的第一本诗集是13岁时打开的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对她产生最重要文化启蒙的是白银时代那些俄罗斯诗人，“他们的庄严、雍容、盛大、贵重，天鹅一般的精神姿态，成为我价值观、人生信念里一块重要的地基。我对于灵魂、自由、正义、艺术、美、爱、苦难这些神圣字眼的理解，有相当大的比重来自俄罗斯艺术家的赐予。他们就像一群青铜雕像，经年矗立在我心灵的广场”②。
每一个独立的诗人都有自己的精神立场。有些诗人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形态是慢慢找寻和成熟的结果，哈尔滨、松花江和具有贵族血统的俄罗斯文学却赠予了李琦一种与生俱来的秉赋，使她的诗在灵动之外始终有着不可多得的高贵气象。看向世界，李琦写《特蕾莎修女》《索尔仁尼琴的脸》《拜谒德沃夏克墓》《在彼得堡看<天鹅湖>》；看向家园，李琦写森林、草场、高原，写《灵湖诗章》《风起呼伦贝尔》《抚远之远》，拜谒云南腾冲国殇墓园后她一次又一次为中国抗日远征军阵亡将士写下令人落泪的诗行。林莽说：“我感到她的作品中放射出一束明净的光芒。它们既有中国诗歌中的清新与和谐，也有俄罗斯文学中的沉静与明朗。委婉而不抑郁，柔情却不感伤。”李琦的诗中有着更多城市文化的基因，这不是文化优越感的炫耀，而是一种无法掩藏的真实。也有一些诗人出身乡间，他们浸润着土地的质朴和乡野的芬芳，他们的文学感受有着更为强悍的生命张力。城市和乡村只是带给人不同的思想优长和身世缺憾，谁都没什么值得炫耀。
只是，城市文化中长起来的李琦也有着并不十分单纯的艺术来历，她说“我是一个种过粮食的人”：“多年前，北方的一片稻田里/一个十五岁的少女脚踩冰茬/把水稻的秧苗插进田里/她的腰从未经历过那样的疼痛/那种彻骨的凉/像一种极具速度的小动物/飞快地，由脚底向上疾行”，第一次吃自己种的大米，“我的泪水竟停不下来”。那些一起插秧的乡下孩子，“如今，他们手掌粗大，满面皱纹/早已变成含辛茹苦的农人/他们是田野里人形的树/除了梦随风而飘/只能在土地上繁衍生根//我知道大米对我人生的恩情/知恩图报，我必得做一个这样的人/当你看到我捡起洁白的米粒/别以为这只是节俭，不，其实不是”（《对一粒米的认识》）。我以为，这首诗描述与感怀的重心并不是李琦自己，这首诗的本质其实是新时代的《悯农》，而对农民、对底层人民的怜惜恰是李琦诗人精神中最高的高贵。寒冷的北方用至为素朴的人情温暖了李琦，李琦则学会了用诗歌和文字浓烈或熹微的光芒去温暖他人温暖世界。
“心神安宁”，诗性高洁
我总是标榜自己是一个多么不“势利”的读者，说自己总是把诗当作纯粹的诗，把诗人当作纯粹的诗人，但有时我还是会心虚地跟人说“李琦的诗曾获过什么什么奖”。当然，这是我的需要，不是她的需要。从二十几岁开始读到李琦的诗，如今我四十几岁了，因为太多其他的事情我对李琦的阅读只能断断续续，但这种断续并不影响我发现我们越来越多的契合点，多到几乎可以弥合我们之间相差着的十五六年的光阴。是她一直年轻，还是我已老去？
李琦做人的风格是随意的，当别人热衷于手捧鲜花的时候，她可以率性地执几根蒲草与朋友合影。因为心底的无争无求，她诗歌的意象也是以最自然的方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一切皆在随手之间毫不刻意。写103岁的祖母，李琦眼中所见是她干净的蓝布衣衫和脸上菊花瓣一样好看的皱纹，以及许多年前祖母用来喂我吃饭的那只搪瓷小碗；写76岁去世的祖父，是“我”跟他要过的铅笔和他每天听到教堂钟声都要校对的自己的怀表、家里的座钟；写母亲的她会用一条旧围巾以作譬喻，让我们发现每一个女性褪色的青春都会着色为另一个人的颊上桃花，母亲给予李琦的，李琦又给了自己的女儿；写爱情她干脆就说“你的头发/我的头发/我们五岁的女儿秀发披肩”。
哈尔滨是一个一年中差不多要下6个月雪的地方，李琦诗中最引人注目的意象当然是雪，是无边无际随时洒落的大雪，是从一场大雪开始的崭新的一年，是雪上的脚印、雪中的爱情，是绝症少女堆下的雪人，是霜雪已爬上鬓发的扫雪的人，是纯白背景里拉着白底黑字条幅要求“还我工钱”的弱者，是雪落在雪上……这个盛产雪花的地方并不出产美好而香醇的“东方树叶”，可茶同样是李琦的热爱。她的茶来自西子湖畔，来自大别山、阿里山，来自很多地方，但茶香不改、茶性永存。李琦早年间曾写过一首题为《望茶》的诗，诗中的句子曾将我一举击中：“透明的杯子里/碧绿的叶子带着神性/一种高雅素洁的气质/让你想到汉语里/人们正逐渐淡忘的一个名词/——君子。”著名诗歌评论家罗振亚先生说：“意象与象征联姻，使诗情在写实与象征间飞动，统一了人间烟火与形而上学，强化了情思力度、厚度；同时，赋予了诗歌一种‘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难以捉摸的隐性朦胧美，一种梦与真交错的情调。”③
李琦的诗是单纯的诗，也是女性的诗。同为女性，我曾多年与自己的性别抗争，很想活出生理性别之外的另一种性别，但李琦从不回避自己的性别，从不做这样徒劳的挣扎。李琦为自己是一个女性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却从不曾出现同时代某些女性诗人那种为了证明自己的女性身份而“用力过猛”的表现。香水，小碎花，琥珀手镯，项上的银蝴蝶，羽毛、花朵、花瓶，这些女性质素特别明显的意象是李琦生活的一部分，她用这些来写生离与死别、爱人与被爱，写那些以手加额的眺望，写那些对远方朋友们的思念与珍惜。李琦的诗也因此具有了个性化的细腻、纯良与坚定。
李琦也写自己和同为诗人的丈夫马合省的爱情，写过很多，几乎没有炽烈和浓烈的表达却让人读得到笔下的波澜心头的潮涌。“当你老了，这是叶芝的诗句/轻轻一念，只这四个字/就有一种欲哭的感觉//当你老了，羽绒一样轻柔的句式/爱和疼惜/在字与字之间落英缤纷/当你老了，语调柔和而充满温暖/是黄昏的光线，是月光下/缓缓响起的，大提琴的声音//当你老了，当两双不再清澈的眼睛/在暮年相望，这种美感/让人难免隐隐地心疼//当你老了，当你具有朝圣者的灵魂/当你听到爱情的钟声/从容地敲响最后的忠诚//当你老了，我真希望/这首诗是写给我的，或者/多少年后，我是写这首诗的人”（《当你老了》）。我曾问过这首诗的缘起，李琦说：“当初大家在一起聊天，说都老了。就有人说，没等老，很多说一起地老天荒的人都换了人。有点怅惘甚至酸楚，就写了。”问起如今是谁为谁写诗，李琦如此回复：“一般是我写给他。说到这心有不忿，但是认了。男人的托辞一般是这样：我在心里写给你。哼哼。”这语气，这语气词，多像一个二十岁的少女！爱情并不仅仅只是某对男女灵与肉的相偎，它还有着无边无际的辐射意味，关乎伦理，关乎世风。每个人都有权力不停说爱，喃喃自语或是说给谁听，可是只有不很多的人把这个“爱”字一直只说给一个人。不去菲薄别人的感情，但我们更爱这样的爱情，也爱李琦人到中年的生日礼物清单中还会有“早晨五点，我尚在梦中/一个相当于偷袭性质的亲吻”（《生日叙事》）。
“笑容干净”，诗格高蹈
李琦自认为是一个“很旧很旧的人”，这个“很旧很旧的人”有着自己的操守与干净的笑容，她所坚守的“是窗台上的积雪/是站满桦树的森林/是视线里那些姿势优美的鸟/还有 那永远听不厌倦的/歌声琴声”。当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都只是作为一个缺少生命的符码而存在的时候，李琦还坚定地站在那里，这也注定了李琦的诗只能是小众的诗。李琦说：“写诗是最个人化的事情。入流结派虽古已有之，但需要成熟的条件和阔大的背景。曾经有诗友想努力形成黑土诗派，但是可能囿于各方面条件，终未形成。我个人对流派不感兴趣。如今是没有这个流派，就是有，我大概也不会与其有什么关系。我更喜欢在自己的路上无牵无挂地自由前行。”④
不管李琦是否愿意承认，她的更多诗都只能是写给有一定阅历的人看的，年轻人很难懂得其中的深情与沧桑，很难懂得那些不动声色的诗句背后深深的忧虑和滚烫的心。对于自己全心爱着的家乡，当幼小的女儿问起“妈妈/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你说的哈尔滨/为什么不是我见到的哈尔滨”，李琦的回答只能是“孩子，我们做的太多了/以至于我真的无法，向你一一说清”（《我童年的哈尔滨》）。面对布满“油污、垃圾、肮脏的泡沫”的松花江时，李琦说“如果没有这么美丽的河流/我不会成为一个写诗的人”，可是如今“我甚至不敢多望着你/你的流水，我的目光/我们会彼此碰疼”（《我的松花江》）。当所有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人们的心灵已渐趋麻木的时候，我们还能在诗歌中看见忧心忡忡的李琦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拾拣昌耀诗文集》是我不忍多读的诗章：“某次会议/你的书被当作礼物/分送给这些来开会的人/（从未有过如此隆重的礼遇/如果你活着/肯定为此吃惊）//散会了，我在几个房间看到/那些书像你生前一样/寂寞在角落里/人们嫌太沉/他们总是更喜欢/那些轻的东西”，李琦一边默默拾拣诗人的文集，一边“想到这个被称为盛会的大会/想到我刚在会上听到的发言/发言者抑扬顿挫/正在说/我们为什么丢失”。透过诗句，我仿佛看到这个女性诗人躬下身去孤单的背影和她不想过多言说的落寞的心事。那些生前真实的寂寞与身后表面的“礼遇”，那些沉重的责任和轻飘的承诺，那些真正的丢失和假意的寻找，让无边的悲凉伴随李琦的拾拣一直堵塞我的心胸，块垒不散。可是李琦终究是一个嫉恶如仇也有着高远人文理想的人，她的诗中没有怨恨的影子，最多是叹息与无奈。而这叹息与无奈却自成其含蓄的犀利。
非常客观地说，李琦的诗决不新潮，词藻从不华美，意象并不绵密，也少有极大的跳跃性。我以为这是因为她从不故弄玄虚，也从不炫耀技巧，她的诗是出于自我精神生活的纯净的诗，没有一句会让人说“读不懂”。最重要的是李琦诗中一直葆有卓越的、弥足珍贵的古朴情怀，处处彰显着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气质：“我最喜欢的这只花瓶/永远只装着/半瓶清水//有人奇怪它是花瓶/为什么不装着花/我说，它装着花的灵魂”，“我的花瓶/举着我心中之花/在缺少美丽的现实中/隐姓埋名地开放”（《我最喜欢的这只花瓶》）；“我知道花朵也有骨骼/它柔弱却倔强地抒情/让人想起目光单纯的诗人/开放/这是谁也不能制止的愿望/从荣到枯/一生一句圣洁的遗言/一生一场精神的大雪”（《白菊》）；“我每年都要写到雪/对于雪的热爱，在我/相当于旷日持久的爱情/那种清白，那种透彻之净/开始只是喜欢，而后逐渐迷恋/时至今日，已经接近于崇拜//我还是会不断地写下去/那些关于雪的诗歌/我要慢慢写出，那种白/那种安宁、伤感和凉意之美/那种让人长久陷入静默/看上去是下沉，灵魂却缓缓/飘升起来的感觉”(《下雪的时候》)；“它执拗地要把失去的清明和静谧/还给人类/它要让我们看看/和童话相连的世界/到底好不好//大雪洁白/洁白得让人心生难过/这雪花 一朵紧跟一朵/就像冬天张口说话了/一句 一句/轻到最轻/竟然是重”（《大雪洁白》）……读李琦的诗，我不需要去寻找什么所谓“代表作”，因为她的风格和水准总是那么一致，总会对我的情感造成一种冲击。李琦自己说过：“诗歌写作像擦拭银器的过程，劳作中，那种慢慢闪耀出来的光泽，会温和宁静地照耀擦拭者的心灵。”⑤她的擦拭也照耀了我们这些读者的心灵。
如果说同在我们身边的迟子建是一个有着边地少数民族气质的汉族人，那么李琦就是一个站在现实主义大地上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自觉秉承“诗人职责”的人。我读李琦总是试图在诗句之中寻找每一个为她带来生命疼痛的茬口——我所说的疼痛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疼痛，那些甜蜜、那些酸楚、那些炽烈与灼伤都是，那是一个饱含感情的诗人的所有激情与柔情，所有蜷曲与舒扬。李琦注定是一个与中国当代诗歌史相关的人，即使写到八十岁，她也无需与过去的自己进行切割，无论是诗歌写作的技法还是诗歌精神的表达。
面对面的时候我叫她“李老师”，书面交流中我喊她“姐姐”，说起她的诗的时候她只能是“李琦”。面对我们都痴迷的文字，我给她以对前辈应有的尊重；言及琐事交流感受时，我娇纵自己置身于她的热诚、亲切与率真；当她作为一个诗人我作为一个评论者的时候，我们必须是平等的，有了这份平等我才能更加客观、直接地阅读、欣赏和品味她的诗歌。读李琦的诗和读别人的诗一样，我更喜欢说我的爱与不爱，而不是诗人诗作的好与不好，因为诗歌没有定式，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标准。
本文发表于2017年第1期《文艺评论》
注释：①《文心雕龙?隐秀第四十》：“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
②李琦，《诗歌写作像擦拭银器的过程》，《人民文学》2015年第12期。
③罗振亚，《雪夜风灯——李琦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④罗振亚，《雪夜风灯——李琦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
⑤李琦，《李琦近作选?自序》，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年。
||作者高方简介
家庭原创文学公众号“林记出品”主笔。教授，古代文学博士，文艺学博士后。“黑龙江省文化名家”（宣传文化系统“六个一批”人才）。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在《人民文学》《中华散文》《散文》等报刊发表散文、随笔500余篇，出版散文集《相逢何处》《池鱼和笼鸟的距离》等。另发表文学理论、评论文章6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左传>文学研究》《<左传>女性研究》《千古谁人共此梦——诗语红楼》等1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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